后古典期的玛雅文明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古典期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结构的变化：在古典期，玛雅文明由多个城邦组成，各城邦的领袖称为“圣主”（k'uhul ajaw），他们的地位是世袭的，并且通常是长子继承。这些城邦之间互相制约，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1]。然而，到了后古典期，传统的城邦中心开始衰落，新的政治中心如奇琴伊察和乌斯马尔在尤卡坦半岛崛起，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2]。
城邦的衰落与新兴中心的崛起：9世纪，玛雅文明的中部地区出现了集体性的政治崩溃，导致许多城市废弃，人口北移。到后古典期，一些新的城市和政治中心开始出现，表明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3]。
经济交流的变化：在古典期，玛雅地区的经济交流相对封闭，各城邦之间虽有贸易，但规模有限。后古典期，随着新的政治中心的崛起，经济交流可能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尤卡坦半岛地区[4]。
外部影响：后古典期的玛雅文明受到了更多的外部影响，包括来自墨西哥的其他文明的影响，这可能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化[5]。
综上所述，后古典期的玛雅文明在政治上表现为城邦的衰落和新政治中心的崛起，以及政治结构的变化；在经济上则表现为经济交流的增加和外部影响的增强。这些变化与古典期的玛雅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参考来源包括维基百科上的“玛雅文明历史”和“玛雅文明”条目，以及臻和文化的文章“玛雅历史的关键时期：从经典期到后古典期”[1][2][3]。